岁月更迭，又逢端午，只见粽子热销，龙舟竞渡，热闹之极。屈原是肯定绕不开的，但三闾大夫那些事，横竖都说几千年了，不妨另辟蹊径，兼说屈原的粉丝贾谊。

屈原是最早的诗坛巨星，影响深远，粉丝多而质高。宋玉、贾谊、司马迁、曹植、李白、杜甫、苏轼、文天祥、鲁迅、郭沫若、闻一多、钱钟书等文坛大咖，都在此列。相比较而言，把西汉贾谊排成屈原第一粉丝，当之无愧。他不仅名气很大，本事出众，有经略天下之能，且与屈原多具相同相通之处。他们虽相隔一百四十多年，但一样的才高八斗，满腹经纶，出口成章，诗赋皆有大名；一样的志向远大，家国情怀，以天下为己任；一样的愤世嫉俗，清高自恃，不与狗苟蝇营者为伍；一样的忠君爱国，义无反顾，不以个人进退荣辱为念。正因为如此，司马迁对屈原、贾谊高度敬佩且深切同情，为时空不同的二人写了一篇合传《屈原贾生列传》，后世因而把二人并称为“屈贾”。

平心而论，若从功利角度出发，两人都算不上太成功，留有不小遗憾。屈原虽尽心竭力，鞠躬尽瘁，还是没能阻止楚国的一步步衰亡，最后被秦国吞并。贾谊的精心筹划，科学设计，因受到朝中保守派的中伤阻击，改革措施多被束之高阁。但事功不成，精神长存，厚道善良的国人并没因为他们的失败而稍有轻视，反而给予高度评价，甚至把端午列为年度重要节日，世代纪念，这是很让人温暖慰藉的。

检讨起来，两人的失败原因也大致相同。这是两个高度纯粹的人，心灵像白玉一样纯洁，把国家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，一切都为了国家强盛，社稷安康。但他们疏忽了，许多人无法企及他们的高度，跟上他们的脚步，或者根本就没准备像他们那样去做。利益纷争和狭隘、嫉妒把一些很有能力加权力者变成极端自私的小人，如周勃、灌婴这些曾有建树的功臣，他们拼命反对贾谊，原因无他，就是贾谊的改革措施动了他们的奶酪。

在当时那种制度下，要干成一件大事，帝王信任，同僚支持，民众拥戴这三条都不可或缺。而这三条里，帝王信任最不可靠，说变就变。楚怀王本是信任屈原的，可后来听信谗言，放逐了屈原。汉文帝原本对贾谊言听计从，但受到朝中功臣帮的压力后，也不得不把并无过错的贾谊贬到长沙，如王勃所言“屈贾谊于长沙，非无圣主”。至于民众拥戴，也很难尽如人意。由于信息不畅，民间各种捕风捉影的流言蜚语，以讹传讹的道听途说，都会给想干些正事的改革者带来重创。屈原和贾谊也都因此吃亏不小。他们想进行改革，兴利除弊，富国强军，造福桑梓，却处处受制，动辄得咎。朝堂上有各怀异心的大臣，民间有不明真相的百姓，使得这两位本可以大有作为，力挽狂澜的绝世才子与时代失之交臂，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，留下千秋悲歌。

被贬长沙的贾谊，路过湘江时，不禁想起屈原的经历，感同身受，唏嘘不已，挥笔写下著名的《吊屈原赋》。他凭吊屈原，抒发自己的怨愤之情，借他人酒杯，浇自己块垒。此时此刻，他才真正理解屈原的情怀与精神，和屈原融为一体，同时也跻身屈原粉丝的排头兵位置。

唐人唐扶诗曰：“稍揖皇英颒浓泪，试与屈贾招清魂。”为那些公而忘私、国而忘家者正名；让那些才具突出、能力超众者正位；替那些饱受谗言、被泼污水者正身，是历史永不衰竭的热门话题，端午之际来谈似更有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