北宋元丰八年，被流放黄州苦闷煎熬六年之久的苏轼，终于得到起用，被安排到登州（今山东蓬莱）任知府，却又在五日后接到朝廷提拔诏命。在他离开登州之后，当地百姓修建苏公祠，立起众多苏公碑，还刻有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，至今还流传着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”的佳话。短短五天的任期，为何能让当地百姓如此怀念，使苏轼在登州的足迹成为永恒？

政绩不分任内任外，而在真心为民。登州沿海历来是重要的产盐之地。当时，登州府灶户（盐民）煮盐为生，老百姓的食盐本来可以从灶户那里买，而榷盐制度规定，灶户所产的盐只能卖给官方，所有百姓不得不食用高价的官盐。在此地当官仅五日的苏轼，完全可以一走了之，不再过问此事。然而，他卸任后又驻留了十余日去调查研究体察民情，即使是离任登州还继续为登州老百姓办实事。苏轼刚刚到京城，就奋笔疾书上奏朝廷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为民请命，请求废除登州榷盐制度，准予蓬莱沿海一带“灶户以煮盐为生，百姓赖灶户食盐”，为蓬莱百姓争得了不食官盐的优惠政策，充分展现出他勤于政事、关注民生、为官一任、造福一方的政绩观。

政绩不论任职长短，而在惜时尽责。在短短的五天登州太守任上，苏轼没有临时观念，没有因为时间短暂认为难有作为，也没有因为干出政绩也是后任的就躺平，更没有在卸任时四处游山玩水，而是惜时如金，竭尽所能体察海防和民情。在《乞罢登莱榷盐状》中，苏轼陈述了“登州、莱州百姓食官盐，官无一毫之利而民受三害”的调查结论，提出了灶户直接卖盐给百姓，官府只收盐税的办法。同时，苏轼通过实地查访，掌握了登州屯兵戍守的具体情况，在《登州召还议水军状》中指出当时海防武备松弛，屯兵多有外调的严重问题，表达了他深恐“兵势分弱，以启戎心”的忧虑，提出了固定驻军、教习水军的建议。这种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情怀和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境界，无疑是打在苏轼从政为官政绩观的内心烙印。

政绩不在四处周全，而在去私立公。在苏轼结束短暂任期即将进京赴任之际，面对食盐官营专卖制度这个棘手问题，按理他没必要费尽周折去触及一些权贵既得利益，给自己招惹是非，尤其是他刚刚从贬谪之处重新起用，更忌节外生枝殃及来之不易的仕途机遇。然而苏轼并没有明哲保身、顾及私念，搞四处周全，当个“老好人”谁也不得罪，增加人人说好的政绩印象分，而是心系“国之大者”，站在克己奉公、报国为民的立场上，将个人得失、官场进退全都抛诸脑后。正是苏轼这种一心为公、公而忘私的政绩取向，革新了榷盐制度，极大改善了登州百姓民生。也促成了蓬莱阁下建成了刀鱼寨，使登州边海防得到了进一步巩固。

“政声人去后，民意闲谈中”。清代盐政碑记中有这样一句话：“苏文忠公莅任五日即上榷盐书，为民图休息，土人至今祀之，盖非以文章祀，实以治绩也。”这也揭示了苏轼能留下“五日登州府，千年苏公祠”政绩的历史密码。政绩事关民心向背，事关事业兴衰。苏轼“五日登州府”的政绩观，印证了“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”的古今共同信条，也激励为官从政者根植于心、践之于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