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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吴风越俗 潘江涛 吃蟹,吃蟹 2023年11月10日

西风响,蟹脚痒;菊花黄,蟹体壮。

“不时不食”,乃国人之智慧。但无论是立秋的西瓜,还是冬至的鸡汤,较之于秋天的螃蟹,都不过是意思意思而已。

万象生活,莫负味蕾。吃蟹,吃蟹。

螃蟹属甲壳类动物,壳厚扁平,头部有两支长钳,另有八支脚爪,体态略呈梭形。

模样如此丑陋,却有一身嫩肉让人嘴角流涎。而在不知这等凶横之物实为美食之前,人类大抵是对其敬而远之的。

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“勇士”,鲁迅先生说的。我们亦常常拿这话形容勇于改革的先行者,却始终无法考证谁才是“第一个”。不过,可以确定的是,中国人吃蟹史至少有5000年。资料显示,考古学家在对上海青浦的崧泽文化、杭州的良渚文化层发掘时,发现先民食用的废弃物中,便有大量蟹钳、蟹壳。

螃蟹味美,但古人食蟹的初衷却是出于对螃蟹的憎恨。江南水润,万年之前便已种植水稻。其间,螃蟹披坚执锐,横行田里,啃咬稻秆。直到元朝,江南一带还把这种“糟蹋”称作“蟹厄”。高德基《平江记事》记载:“吴中蟹厄如蝗,平田皆满,稻谷荡尽,吴谚有蟹荒蟹乱之说,正谓此也。”

稻谷乃五谷中的翘楚,多用于祭祀。“无肠公子”率性祸害,噬我饭食,农人岂有不恨之理?恨到极点,只能捕而食之,以泄心中之愤。

中国人喜欢虚构各种传说来演绎万物来源,但此说并非坊间传闻,更非笔者杜撰。《礼记·月令》有言:“孟秋行冬令,则阴气大胜,介虫败谷。”郑玄注称:“败谷者稻蟹之属”,谓蟹咬食稻而成灾也。《月令》是关于岁时大事的文献,它郑重其事地提醒人们防范蟹灾,可见蟹厄并非罕见之事。

吴越争霸,越王得以雪耻,笑到了最后。个中原因,众说纷纭。而《国语》记载的史实却少人关注:有一天,越王勾践召其谋臣范蠡问道:今吴国“稻蟹不遗种”,是否到了攻打它的时候?勾践灭吴,人们常常赞其“卧薪尝胆”。剧本《胆剑篇》亦写了这个故事。

民以食为天。私下揣测,勾践舔尝猪胆,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。而在靠天吃饭的年代,螃蟹咬坏水稻,造成吴地粮食紧张,连种子都成了问题,无疑是给越国帮了一个天大的忙啊。

蟹灾之记录,元代以前还有,再晚就罕见了,盖因嘴巴是个无底洞,人定胜蟹。

只不过,螃蟹生前横行霸道,死于非命之后却极尽哀荣,“食过螃蟹有菜无味”,吃蟹吃到这份上也算功德圆满了。

蟹酒足一生。东晋末年,有一位名士叫毕卓,出任平南长官,在江南鱼米之乡,遍尝鱼虾蟹鳌,唯倾倒于螃蟹。他津津乐道地说:“右手持酒杯,左手持蟹螯,拍浮酒池中,便足了一生。”那持螯举觞之态,疏狂晕乎之状,逐为我国最早的食蟹名家。

嗜蟹痴如命。清代戏剧家李渔是金华兰溪乡贤,嗜蟹如命,故有“蟹仙”之誉——蟹出则每日食蟹;过了蟹期,取瓮中醉蟹过瘾;醉蟹尽,则念着、盼着、等着。他说:“螃蟹终身一日皆不能忘之,至其可嗜、可甘与不可忘之故,则绝口不能形容之。”有一年,李渔居于嘉兴平湖,因无钱买蟹而叹息,好友何县令听闻之后,及时送去蟹与酒,他大喜过望,赋诗一首:“人去呼童涤釜尘,蒸豚煮蟹开芳樽。豪饮酣歌还大嚼,贫儿今日忽辞贫。”

以蟹示身份。清朝同治年间,两江总督张之洞微服私访于民间。一日,松江知府寿辰,张之洞替人前往。席间,宾主让座,张却毫不客气地坐上首席。知府不悦,指着席上的松江名菜鲈鱼道:“鲈鱼四鳃,独占松江一府。”张听罢,亦指着席上的螃蟹说:“螃蟹八足,横行天下九州。”知府闻言,料定此人来历不凡,忙向席间缙绅打听。当被告知是两江总督张之洞时,大惊失色,急忙叩头请罪。

蟹馔助情调。“吃遍天下百样菜,不抵水中一只蟹。”唐代诗人皮日休咏颂:“未游沧海早知名,有骨还从肉中生。莫道无心畏雷电,海龙王处也横行。”全诗不提一个“蟹”字,却将蟹之形态勾勒得惟妙惟肖。持蟹赏菊,把酒唤蟹,历来被人们视为至乐。诗人李白在《月下独酌》中曰:“蟹螯即金液,糟丘是蓬莱。且须饮美酒,乘月醉高台。”将品蟹、赏月、醉酒之乐与蓬莱仙境相提并论,足见闲情逸趣。诗人陆游吟曰:“蟹黄旋擘馋涎堕,酒渌初倾老眼明。”持蟹饮酒的馋相,高兴得昏眼顿时明亮了。明末清初的吃蟹名家张岱认为:“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,无他,乃蟹。”他在《陶庵梦忆》中写道:“河蟹十月与稻谷俱肥,壳如盘大,而紫蟹巨如拳,小脚肉出,掀起壳,膏腻不散,甘腴虽八珍不及。”清代文人袁枚也在《随园食单》里说:“蟹宜独食,不宜搭配他物。最好以淡盐汤煮熟,自剥自食为妙。蒸者味虽全,而失之太淡。”更为世人所乐道的,是文学家曹雪芹著《红楼梦》第三十八回中的蟹宴,极富雅趣,食蟹之法,即使今天仍可采用。

古人吃蟹,有“文吃”“武吃”之说。“文吃”是指优雅地细尝慢品,消磨惬意时光;“武吃”则指不讲章法的粗糙剥食。为迎合吃蟹雅好,古人还特地发明了许多辅助工具,俗称“蟹八件”。

我国蟹类有800余种,其中螃蟹最为著名。而螃蟹又可分为两种:海水蟹和淡水蟹。海水蟹主要有梭子蟹和青蟹,淡水蟹则有江蟹、河蟹和湖蟹。

河蟹大多盛产于中秋前后,因为准备过冬,只只体态丰盈,俗称“膏蟹”。若论品质,江蟹胜于海蟹,湖蟹又胜于江蟹。清人李斗在《扬州画舫录》中说:“蟹自湖至者为湖蟹,自淮至者为淮蟹。淮蟹大而味淡,湖蟹小而味厚,故品蟹者以湖蟹为胜。”

前文《国语》所言造成吴国粮荒的蟹种,应是湖蟹无疑。因为苏南历来是湖蟹的重要产地——太湖之“太湖蟹”,阳澄湖之“大闸蟹”,吴江汾湖之“紫脐蟹”,昆山蔚洲之“蔚迟蟹”,常熟潭塘之“金爪蟹”。其中,以紫脐的吴江汾湖蟹最为有名,曾与松江四鳃鲈鱼并列“江南美品”。

蟹之鲜美,取决于水质。无论何地,当自然环境蒙难,蟹也沉沦。

兰江位于钱塘江上游,是金华江的末梢神经。早年,兰江水质也曾有不良记录,但随着近年流域治理的持续进行,就连长江刀鱼也频频洄游兰江。

刀鱼是兰江水质的最佳试剂。在追踪“刀鱼洄游”这一新闻事件时,我曾专访兰溪水利专家,还顺便聊起兰江蟹品质之所以不输吴地大闸蟹之原因:江底覆盖着青紫泥土壤,微量元素丰富,此乃其一;其二,兰江是湍急的流性水域,江蟹运动量大,肌肉氨基酸含量很高;其三,兰江属于钱塘江潮起潮落的尾端湖泊,螃蟹食饵丰盈。

兰江蟹呈青灰色,脐部饱满、雪白,蟹螯蟹脚坚硬结实,一只足足有三四两。蒸熟之后,“两螯盛贮白琼瑶,半壳微含红玛瑙。”(元代·杨维桢)打开外壳,蟹黄似金黄,蟹膏如玉白。

中国是螃蟹的故乡。翻看典籍,人们不难发现,国人识蟹吃蟹始于江南水乡。唐宋之后,食蟹之风才渐渐北移。宋朝孟元老在《东京梦华录》中说,北宋时期,皇宫中已把吃螃蟹当成了日常之事。

螃蟹脚长,北起鸭绿江,南至珠江,甚至到达远离长江口一千多公里的湖北省沙市,都能见到其踪迹。但产量最多的,还是长江下游。

螃蟹漂洋过海,“祸害”欧美,则纯粹是个意外的“历史遗留”问题。

据资料介绍,100多年前的清代,中国特产茶叶和瓷器通过商船进入欧洲。为了增强稳定性,船底蓄满了直接从长江抽取的压舱水,大闸蟹苗就这样“偷渡”进了泰晤士河,后又“流窜”到欧洲其他国家。因为大闸蟹在欧洲没有天敌,逐渐被当地视为破坏生态的“害虫”。

2009年,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专门立项研究,发现大闸蟹居然是中国和东南亚人民的佳肴,于是提议人们张嘴吃掉它们,可是英国人既不会做也不爱吃,标价5镑(约合人民币50元)的大闸蟹在超市半价促销也少人问津。

万不得已,欧洲人只得将其捕获,尔后用压路机碾碎制成饲料或有机肥。对中国老饕而言,此举无异于“焚琴煮鹤”,可惜可叹!(2013年12月18日《人民日报》,孔杰《大闸蟹的奇异漂流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