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资治通鉴》载，咸通元年（860年），唐懿宗即位后，裘甫领导浙东饥民起义，击败观察使郑祗德所派三百官军，全歼沈君纵五百追击部队，起义军发展至三万人，乘胜攻占余姚、慈溪、宁海等地。裘甫自称天下都知兵马使，改元罗平，铸印曰天平，大有取代唐政权之势，引发了唐王朝的极度恐慌。

危急时刻，宰相夏侯孜举荐“成服华夷，名闻远近”的王式。王式何以纳入朝廷视线？史书上称王式历官晋州刺史，整治器用，以严备称，贼不敢犯其境。迁安南都护，修治濠栅，镇抚叛乱，封疆清晏。甚至当时特峨胡发生大饥馑，盗匪准备抢劫汾水、浍水一带。听说王式治理晋州，不敢过境，并告诫其部落：“晋州刺史当避之！”年终，朝廷对地方官吏考课政绩，晋州评价为“善最”。同时，王式坚决镇压一些反叛势力和分裂割据势力，且“归质外蕃”，致使“占城、真腊，皆复通使”，从而保证了唐朝南部边防的安全。盛名之下，王式被唐懿宗委以重任，临危受命任浙东观察使。

时过两月，唐懿宗召见王式商议讨伐叛军裘甫的策略。王式回答：“只要给我军队，贼军必然可以攻破。”有宦官提出不同意见：“目前朝廷财政吃紧，调发军队，所花费的军费太大。”王式说：“我正是为国家节省军费才这样。调用的军队多，贼军可迅速消灭，所用军费反而可以节省。若调发军队少，不能战胜贼军，只会拖延战事，让贼军日益壮大。况且国家的败政来源大部分仰仗于江淮，如果这一地区被叛乱的贼众阻绝，使财赋输送之路不通，那样耗费的军队开支更难以计算！”

王式与唐懿宗此番策对，充满了兵力投入与战争消长的辩证关系。王式显然深谙战争时度效的重要性，懂得小与大、取与舍、得与失的关系。在王式看来，兵力投入越多，虽然短期军费开支大，但胜算也越大；战争结束越早，财力消耗随之越少；反之，舍不得小钱则要花大钱，舍不得用兵则要打更长时间的仗，且国家财政来源相对集中在江淮，抢的是时间，拼的是速度。

王式到达越州对敌一线，就命令越州所属诸县打开官府仓库的屯粮，用以赈济贫困乏食的百姓。有部下劝说：“裘甫贼寇还未消灭，军粮正急于要用，不可散发。”王式并不理会，宣告那些因饥饿而参加叛乱的人不加以问罪，使得叛军大败。诸将领向王式请教时，王式才透露其中缘由：“这个道理容易理解，裘甫贼众屯聚谷米来引诱饥饿的人，我分发粮食，饥民就不会被裘甫引诱入伙为盗贼。况且诸县没有守兵，裘甫贼军赶到，官府仓库的谷米正好成为贼寇的资粮，为资贼所用。”

自古以来，粮草对于战争的胜负至关重要。然而，王式却有着与众不同的粮草与胜战辩证法。他深知越州诸县防守力量薄弱，各县粮草极易为叛军所获的现实。因此，认为争取民众比争取军粮更重要，与其为叛军所用，不如赈济百姓。同时，赦免因饥造反者的政策，也减少了饥民投敌的概率。看似军粮少了，但民心得了，力量增了，胜算也大了。

在作战中，王式选用性格懦弱的士兵充当侦察骑兵，让他们骑强健的战马，却配以很少的武器，众部下感到很奇怪。战后部属同样对此做法进行追问，王式说：“如果侦察骑兵选派勇武敢斗的士兵，并配给锋利的兵器，遇到敌军就可能会不自量力上前搏斗，搏斗战死，就没有人回来报告，我们就不知道贼军来了，这样的侦察兵有什么用呢？”

王式不愧是胆大心细、深谋远虑的优秀将领。他想的是侦察的宗旨在于获取情报，而非作无谓的牺牲贻误战机；选的是性格懦弱的士兵，配以强健的战马和不多的武器，以便他们能避战速回达成侦察目的。王式在作战中运用的以弱代强、以怯避勇、以劣谋胜的策略，充分彰显了达成胜战的辩证逻辑。

王式胜战的辩证法，于今仍可鉴：工作机遇面前，惜时不可近利；工作绩效面前，舍小方可求大；工作目标面前，求本不可逐末。只有充分把握工作的时度效，才能实现事业的高精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