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金圣叹在中国文学史上犹如一座横空出世的丰碑，其思想、见识、才情，远远超越了当时僵化、谨微、循规蹈矩的正统文坛。他是那个时代的奇迹和异数，是叛逆者和革命家，是空穴来风。他走到时代的前面，走得太快，快得令那个时代无所适从，无法理解和消化。他思想之解放，见解之深刻，至今还让我们眼花缭乱，心灵震颤。”(四川人民出版社，覃贤茂《金圣叹评传》第3页，下同只注页数)我很赞成书中对金夫子的评价，他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，其成就至今仍惠泽天下。他是一位惊世骇俗的“文化离轨者”——离经叛道，绝意仕进，痴迷古典文学，以读书著述为乐。他有着悲天悯人的伟大人格，嫉恶如仇，一身傲骨，甘愿为百姓赴汤蹈火。文学英雄，他当之无愧。

再说任维初。山西石楼县人，由贡生转为学谕，1660年12月1日出任吴县县令。他是一个严刑峻法的酷吏和肆意搜刮的贪官。上任伊始做了两件事，一是催收钱粮。其告示曰：“功令森严，钱粮最急，考成攸关。”意思是：上头的征缴指令明确严厉，不能有误；钱粮征收是最急之务，重中之重；征缴钱粮与政绩、职位直接挂钩，利害攸关。为此他征粮不择手段，对乡民严刑拷打，“如以痛而出声者，则大怒，令隶扼其首，使无声。受责者皆鲜血淋漓，难于起立”，其中“杖一人，毙堂下，邑民股栗”。二是监守自盗。常平仓乃国家备急粮库，没有朝廷最高指令谁敢擅动？然而，任维初竟用卑鄙的手段，令仓库负责人吴之行径取三千余石兑换成银钱直接纳入私囊(397页)，真是利令智昏、胆大包天。

任维初的残暴和贪婪，引起了吴县人民的强烈不满，“虽三尺童子，皆怀不平”，后激起苏州士人愤怒，金圣叹与一百多位士子到孔庙聚集，悼念顺治驾崩，借机发泄积愤，控诉任维初，请愿驱逐他。任维初则勾结抚臣朱国治，将金圣叹等7位士人逮捕，以“震惊先帝之灵，罪大恶极”的罪名，将他们斩首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哭庙案。

若在一个正常的国度，毫无疑问，任维初要么是吃牢饭，要么是走在吃牢饭的路上，经济上倾家荡产，政治上身败名裂，甚至掉脑袋。因为他丧尽天良，作恶多端，国法势必不容。千夫所指，世人皆骂，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。金圣叹呢？要么是教书育人，要么是著书立说，像春蚕一样，把自己腹中的瑰丽思想和锦绣文章，慢慢吐出，为中华文明增彩添辉。因为学问大，本事高，而会成为国家精英，成为备受社会敬仰的名流。同时收入丰厚，版税高嘛。故而生活优渥，乘香车宝马，住豪门大宅，孩儿享受最好的教育。然而，现实却全部颠倒了，任维初身居县令，人五人六，呼风唤雨，财大气粗，吃香喝辣。金圣叹呢？不但穷困潦倒，而且最后还被任维初砍了头，家产没收，妻儿流放边塞，这是何等残酷的颠倒！但在当时，这却是最大的“正确”。此“正确”之根，便是皇权制度毒瘤。

这令我思维如多米诺骨牌般瞬间倒下。皇权之下，中国人民为什么多灾多难？社会为什么常常停滞不前、愚昧落后？鲁迅为什么会写下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……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‘吃人’”这样针扎般的文字？阿Q这个愚昧落后的不朽典型，何以能在鲁迅笔下横空出世？看了上文，就全都明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