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叫黄东山，今年74岁。我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弹棉花的，到现在已经有40年了，可以说是弹了一辈子的棉花。在此之前我做过很多事，种过田，挑着货郎担走过南闯过北。我们这一代的经历有点特殊，读书、种田、经商、开店，似乎一生都在操劳。当年我原本可以成为一名读书人，可命运安排最终成了一个弹棉匠。

我弹棉花得从我妻子说起。那些年，我的一位堂舅在廿三里街上租了生产队的两间仓库弹棉花，生意相当好，即使每天加班到深夜，也还是来不及做。我堂舅就想着让我妻子去帮忙，当时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，平时我爸妈也会帮着带。舅舅说自己年纪大了，多个人手可以轻松一点。从此，我妻子就在廿三里帮堂舅拉拉线打打下手，几年下来，自然而然学会了弹棉这门手艺。

到1985年，我堂舅因为身体的原因关掉店面回老家了。妻子跟我商量，舅舅不开店了，但这些客户资源还是在的，要不我们在老街开一家弹棉花的店。弹棉花需要大场面，而我家在廿三里老街正好有4间房子，2间店面放置弹棉花设备绰绰有余，里面还有2间房子可以住人。我家店面位于老街113号，那时候老街人来人往，非常热闹。刚开始，我自己用红漆在一块木头上写了“笑梅棉花加工场”的牌子，用铁丝挂在门口。笑梅是我妻子的名字，弹棉花她是师傅，而且在老街弹了几年棉花，认识她的人也多。

当年其他师傅都是全手工弹棉，而我们已经意识到机械生产的先进性。店面开出不久，我们夫妻就跑到宁波慈溪拖拉机配件厂，用1500元买了一台去棉花籽的机器，又花200元雇了一名当地的拖拉机手运回义乌。当然，我们自己是没那么多钱的，妻子向萧山的姐姐借了一部分，加上我们自己一点积蓄。当时1500元可以买30多头猪。知道我买了一台绞花机，附近很多人都把棉花拿到我这里加工，绞花机一个小时可以加工100斤原始棉花，其中60斤是棉籽，一般来说，顾客只是把40斤棉花拿回去，60斤棉籽就留给我了。

义乌农村把弹棉花称为“弹被絮”。绞出棉籽的棉花，称其为“皮棉”。皮棉要经过一系列的程序后才能成为我们看到的成型棉被。完整的一套弹棉工具有大木弓、弹槌、磨盘等。木弓有六七尺长，大弓上系着一根同样长短的牛筋线，有纳鞋底的苎麻线一般粗。弹时，将牛筋线放于棉花当中，左手握住大弓木柄，右手用弹槌不断敲击弓上的牛筋线来沾取棉花。随着“嘣锵锵”的响声，原本一团团的棉花变松变软。

新棉花还是比较容易弹蓬松的，不用怎么撕拽就摊平了。但三四十年前，农村里很多人家都是用旧棉胎拿来加工的，被子旧了还可以拆了翻新。从破棉衣旧被子里掏出来的棉花硬绷绷的，失去了弹性，用手根本就撕不碎，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只能另外想办法，一般是用带有铁齿的钉耙或者剪刀先把旧棉絮上的网线剪断拆掉，接着用木棍或竹条一遍遍抽打，直到将旧棉絮打成碎片。

棉花弹蓬松，弹棉师傅按照主人说的尺寸用手将蓬乱的棉花整平，铺成中间稍厚、四周略薄的长方形棉被雏形，用我们行内的话说就是整棉胎。初胎整好后，在棉絮的两面用纱纵横布网线，这样做可以把蓬松的棉絮固定住。布线需要两个人才能完成，两人站在两头，其中一人用细长的木条把棉线送到对面人的手里。别看细细的一根线，隔着近两米的木板甩过去也是需要一定力道的，对面人伸手接过棉线比划好长短后，用手指把棉线掐断放在棉胎表面。最后一道工序是用圆盘压。棉胎还是松软的，且厚薄也不均匀，需要用木制圆盘一遍遍来回扭压，把原先松软的棉胎压紧压实，让之与网线紧密贴在一起。

如果是结婚用的棉被，还要用红色的棉纱点缀棉被四周，并在棉被正面线拉出大红的“囍”字或“百年好合”“花好月圆”“早生贵子”等字样，表达对新人的祝愿。除了以上字样，我们还要在被子上变换出各种各样的图案，如鸳鸯、喜鹊、松鹤、莲子、百合、梅花等等。要是孩子们盖的被子，有些家长还会要求在被絮上面标姓名。

弹棉花是半年忙、半年闲的行业。每年农历七月一过，就开始忙碌起来，尤其是八月新棉一出，基本上每天都有生意。我们家生意最好的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。改革开放十多年，农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，对老百姓来说，过年弹床新被絮也不是难事了。那些年，逢一、四、七集市日，老街上人挤人，我们的店面又在老街最中间地段，大家都知道我家弹的被子非常结实，盖着也暖和，加上我家里有一台绞花机，弹棉速度也比人家快，十里八乡的村民都到我这里来定棉被。那个年代，农村几乎每家每户种棉花，东阳一些村民开着拖拉机把自家种的棉花整车整车运到我店里，让我帮他们加工，一年光榨下来的棉籽就有上万斤。那时候的棉花都是自家种的，不像现在，都是取过籽的新疆棉花，所以我们也赚了一笔棉籽的钱。我们夫妻每天凌晨三四点起床，晚上一般都要做到十点以后。这样起早摸黑干，一天最多也就做四五条。第一年开店的时候，弹一床新棉絮的工钱2.5元，一天弹两床，5元工资。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，弹一床10斤重的被子8元工钱，一天棉花弹下来有四五十元收入就很开心了。我和妻子靠着弹棉手艺，不仅撑起了这个家，日子过得也是略有盈余。

在义乌传统习俗中，女儿出嫁时，嫁妆里必须有几床新弹的棉花被，有的一弹就是七八床甚至十几床。遇到儿女办喜事，弹的棉被数量多，我和妻子也会带工具上门服务。到家里去弹一般按工计酬并且包饭，具体的价格还是需要看被子的实际重量。我们只是去附近的村子，远的地方即使量多也不去，因为店里生意已经来不及做了，忙起来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。一些好的年份，例如龙年、“两头春”年，结婚的特别多，我们弹被絮的生意也好，不少人四处托人打听，大老远来找我做棉被，一次就要求做八床十床的都有。我的两个女儿初中毕业就开始跟着我弹棉花，我不在家的时候，来了生意，谁有空闲就谁顶上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停电的事时有发生，有时候弹了一半突然停电，客人等也不是，不知道何时能来电，不等就要再跑一趟。为了不让客人久等，我买了一台发电机，办了一本用电许可证，解决了用电问题的同时，也方便了顾客。

到我店里来定做棉被的，大多是本地人，周边县市也有，店里的生意以老客户为主，或者老客户介绍亲戚朋友来做，然后，这些介绍来的新客户又变成老客户，有些客人已经是二十几年的老主顾了。

这十几年，大多数家庭盖的都是商店超市买的羽绒被、真丝被等，对棉花被的需求少了，但还是有一些人喜欢结实暖和的传统棉絮胎，所以，仍然有找我弹棉被的客户。在老房子没有拆之前，我一直守着棉花加工坊，有生意就接，没生意时就和隔壁老邻居聊聊天。

2022年10月，我家在廿三里老街的房子拆除了。老屋拆的前几天，我从店面取回了营业执照和用电许可证，那些曾经陪伴了我三四十年的机器也当废铁卖了，以后我再也不可能弹棉花了。

口述人：黄东山，1950年1月出生，廿三里街道廿三里村人。第七批义乌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“弹棉花”传承人。

整理人：市政协社情民意联络员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潘爱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