晚清时期，知县是地方吏治中一个相当庞大、颇为独特的官僚群体。作为清朝政治体制的“神经末梢”，1293个知县居官优劣直接关系政权基础、天下兴亡。但他们的行状罕有史载，而杜凤治是个例外。

杜凤治（1814年-1891年，浙江绍兴人）曾是私塾先生、幕僚和师爷。曾祖父和父亲都曾是国子监的太学生，大伯为当朝官员，实属书香世家。三次会试，53岁考中了举人。可在接下来的京城会试中，只中了一个副榜（科举会试，录取甲榜之外的考生。按清朝惯例，副榜只能做不入流的地方小官）。于是，杜凤治举家族之财力，花费了4680两银子在京城跑官得了一个美差：广东肇庆府广宁县知县。之后又在四会、南海县任知县，罗定州任知州。同治五年（1866年）到光绪六年（1880年），杜凤治为官14年写下《望凫行馆宦粤日记》41本，500多万字（该日记已被收录《清代稿钞本》影印出版）。这是迄今存世最详尽的晚清地方官员日记，连续、详尽、细致、真实地记录了一位州县官员各种公务、公私交往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反映了晚清州县司法和行政等方面的实际运作，对同治、光绪年间的广东社会也有全面深入的揭示，特别是对晚清官场运作全面披露，堪为大清帝国史实版的《官场现形记》。

晚清知县群体的来源混乱，素质能力更是参差不齐。倘论杜凤治贪乎？廉乎？先给他算一笔账。晚清知县一般是正七品（京县知县正六品），年俸60两。杜凤治中举后在京跑官花费4680两（78年的年俸）；到了地方，他高息借了3600两银子，孝敬道台、知府、布政使、巡抚和总督共3500两（58年的年俸）；送给两广总督瑞麟的一次生日礼物价值3000两（50年的年俸）；他除了78名官方衙役（政府供养），还聘请7名师爷，每年自付工资6000两（100年的年俸）。粗略计算，杜凤治“奉献”官场14年的钱是他年俸的3036倍。更为令人咋舌的是，他干了14年知县退休，带回家45000两，那可是750年的年俸呀！“三年清知府，十万雪花银”，移用在杜凤治这个知县身上也差不到哪里去。晚清知县腐败极为普遍。《清史稿》云：“贫困县，年得数千金；富裕县，多则至十万。”以晚清湖南为例，据《湖南省志·大事记》载，仅咸丰元年（1851年）七月间，即查处革职了善化知县易学超、巴陵知县王逢吉等6名贪官，他们或“吞蚀赈银”，或“浮收银粮”，或“玩视军饷”。

然而，杜凤治却被百姓称之为“青天大老爷”。他的为官信条：“我为正义代言，一生甘当百姓的仆人”。上任第一件事，杜凤治就在县衙的门前竖起一块大牌子，鎏金隶书写着五个大字：“为百姓呕血”，作为自己为官的精神追求。知县独揽地方大权，是“一线指挥官”，且一旦出了问题也找不到别的背锅侠。据《日记》载，杜凤治从上任始，每天工作到半夜，主要的工作是：搞好人际关系，征税，主持县级的科举，维护治安并审理案件。一年三分之一的时间要亲自带队100多号人下乡征粮，经常焚烧欠粮逃逸及抗粮者的房屋，以此作为惩罚与威慑的手段。他在维护治安方面，没让百姓失望过；处理案件较为公正，了解民情，着手解决一些问题，特别是科举考试，他会自掏腰包帮学子去求一个好名次。寒门学子视其为“恩人”。这在晚清算得上是一股清流。

杜凤治初涉官场，心存高远，发誓要做一个好官，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自己想不贪都难，被一次次的贪污腐败所击垮。他一年的俸禄根本就不够花销，没有办法，只得从百姓身上搜刮。朝廷一年也许会向百姓收取一两银子的税，他则会要五两。杜凤治可谓是深谙官场之道的行家里手，在他眼里，三种人绝对不能得罪：自己的上司、自己的同事、上司或同事的亲属和朋友。同时，他也绝非庸官俗吏，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对于拯救国家的诸多想法，但最主要的是为官14年以来，他所看到的清朝黑暗及其官场腐败，难以“出淤泥而不染”，洁身自好，最终被衣冠所桎梏，受禄食所豢养，随波逐流。